国民党广播的建立和发展

1928年8月1日，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开始播音。这是国民党当局继中央通讯社（1924 年4 月创办于广州，1928 年迁南京）、《中央日报》 （1928 年2 月创办于上海，次年2 月在南京出版）之后，创办的第三个全国性的中央宣传机构。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认为广播是“宣传主义的无上利器”。1928 年2 月，他同戴季陶、叶楚枪等提议筹设广播电台，并委托上海无线电机制造厂向美商开洛公司订购广播设备。建成后的中央台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后院，选定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开幕之日开始播音．当天，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等均前往致词。该台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简称“中央广播电台”（以下简称“中央台，' ) , 呼号为XKM ( X 为当时国际有关条例规定的中国无线电台呼号的第一个字母，KM 为国民党的英文缩写。后由于全国统一无线电台呼号，中央台呼号又改为XGZ ) ，发射功率500 瓦。每天下午、晚间各播音一次，共计3 小时，内容有演讲节目和新闻节目。所有新闻稿件均由中央通讯社提供。当时《中央日报》 曾刊登的该台《 通告》 宣称：“嗣后所有中央一切重要决议、宣传大纲以及通令通告等，统由本电台传播。”

国民党的这座中央台由于发射电力较小，且用中波广播，因此收听效果欠佳，许多地方很难听到。1928 年冬天，陈果夫等又提出扩充发射功率计划，并向德国订购全套广播设备。新台址定于南京江东门外，于1932 年5 月完工，同年n 月12 日正式使用，发射功率扩大为75 千瓦，呼号更改为XGOA 。这是当时亚洲发射功率最强的广播电台。

中央台设立之初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宜传部。1932 年夏天，正式成立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36 年1 月，该处又改称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以下简称中广处）。中广处曾举办过多次收音员训练班，培训的收音员悄带收音机分赴各地，负责抄收中央台的广播节目，以扩大反动’育传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国民党除在南京建立起中央台外，还在全国一些主要城市建立起一批地方性广播电台。这些地方台，当时分别属中广处、交通部以及各省市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地方党部管辖。

中广处管辖的地方台有：福州台、河北台、西安台、长沙台和南京台等。其中南京台系当时国内唯一的短波广播电台，于1936 年春开始广播，呼号XGOX ，发射功率500 瓦，除转播中央台节目外，还办有广州话、厦门话和马来语节目，以供东南亚一带华侨收听。

交通部所属的广播电台有：北平台、成都台和上海台3 座。其中上海台系由上海国际电信局收购外商美灵顿广播电台设备改建而成，于1935 年3 月开始播音，呼号为XQHC ，发射功率500 瓦（后扩充为2 千瓦）。该台是上海第一座官办广播电台。各省市地方政府和国民党地方党部办的广播电台中，建台最早的是1928 年10 月开始播音的浙江省广播电台，也是国民党当局开办的第一座地方台。此外，20 年代末30 年代初陆续建立起来的还有云南、山东、山西、河南、湖南、江西、广西、江苏和四川等省政府广播电台以及广州、汉口等市政府广播电台。另外还有江苏武进、浙江嘉兴县党部办的广播电台。其中以江西和汉口两台发射功率最大，各为5 千瓦。

日民党广播事业的建立和发展，与国民党加紧实行法西斯统治是相适应的。国民党反动派自窃夺大革命胜利果实建立起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后，即实行封建买办的反动文化建设和宣传政策，而中央台及其他官办台恰好充当了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喉舌。其中有些广播电台建立的经过说明国民党发展广播的用心在于直接配合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蒋介石在接连4 次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失败以后，越发感到单凭军事进攻难于达到消灭工农武装力量的反动目的，于是施展反革命的两手，制定《 “剿共”临时施政纲要》 ，强调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动方针，于1933 年9 月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军事“围剿”。蒋介石把他的指挥部设在南昌。为“专供委员长南昌行营报告‘剿匪’之用”，中广处把一座本拟设在洛阳的250 瓦发射机移装于南昌，建立南昌广播电台。一年以后，中央红军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北上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此时，中广处即把南昌台移交江西省政府接办。1935 年秋天，中央红军克服了长征途中的千难万险，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西北地区尚无广播电台。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强在西北地区的反动宜传，即于1935 年8 月，下令将设在北平的河北广播电台设备拆卸西迁，筹建西安广播电台。该台子1936 年8 月1 日开始播音，呼号XGOB ，发射功率500 瓦。

在国民党官办20 多座广播电台中，设在南京的中央台为其反动广播的中心。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国民党的广播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内恶毒污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低毁共产主义学说和进步文化思想，鼓吹建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对外取媚于美帝国主义，屈膝于日本帝国主义，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论调。1934 年2 月，蒋介石坐镇南昌指挥反动军队屠杀工农革命军民的同时，又假惺惺地提出在全国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并自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会长，亲自操纵一切。他还跑到中央台发表广播演说，叫器“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国民自救与救国的要道”。一时间，四大家族的头子、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无耻的文人进进出出中央台的大门，所谓“礼义廉耻”的喧叫声充斥电波之中。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出面组织的“播音材料设计委员会”提出要以“新生活运动”为主旨，规定广播电台每天早晨播送国民党党歌，喊军训口号，播出蒋介石的演说。在这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又把历代反动统治者奉为圭臬的孔孟之道抬了出来，在全国掀起厂一股“尊孔读经”的复古浪潮。蒋介石反动派妄图用这一套、货色来对人民进行蒙蔽和欺骗，防止广大青年倾向革命。蒋介石之流推行的“新生活运动”遭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情唾弃，成为历史上的笑柄。1936 年初，在推行“新生活运动”两年之后，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就一般的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满足我们的期望······ 简直可以说有退无进····· 这是很可痛心的，很可惭愧的！＂这一番讲话可以看作是“新生活运动”广播宣传破产的自供状。

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广播电台的某些节目也正如旧中国策瑰官办报纸的副刊一样，尽管从广播或报纸的整体上来说，充斥了 反动的政治宣传，但对某些节目或副刊来说，却流露出若干进步文化的迹象。例如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学者、艺术家蔡元培、马寅初、叶圣陶、竺可枝、苏步青、赵元任等都曾应邀在中央台作过广播讲演，在宣传进步思想、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化和反动文化斗争的结果。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