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于1928 年12 月和1929 年8 月先后公布《 中华民国广播无线电台条例》 和《 电信条例》 ，除规定政府机关可设立广播电台外，均允许公私团体和个人经营广播电台。20 年代末期、30 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一批民营广播电台，其中半数以上集中在   上海一地。综观形形色色的民营台，大致可以分作3 种类型：

第一类：教育性广播电台，由一些地方民众教育馆和大中学校开办，播音内容大都限于文化教育方面，发射功率不大，收听范围也仅限于当地，如无锡的江苏教育学院广播电台、徐州民众教育馆等办的徐州广播电台、南昌的江西省立民众教育馆广播电台、北平育英中学的育英广播电台、济南的齐鲁大学广播电台、青岛市立民众教育馆广播电台和厦门的同文中学广播电台等。

第二类：宗教性广播电台，具有代表性的是设于上海的佛音广播电台和福音广播电台。

佛音广播电台，成立于1934 年4 月，发射功率500 瓦。广播内容均为宣扬佛教伦理道德，劝谕人们“不修今生修来世”, 安于现状，苟且偷生。

福音广播电台，1934 年12 月开始广播，起初功率为150 瓦，1936 年初扩大为1 千瓦，为全国民营台中发射功率最大者二该台标榜其宗旨为“辅助造就基督人格”。为了宣扬基督教义，该台使用汉语及广州话、英语播音，每天8 小时，办有《 晨祷》、《 布道》 、《 礼拜》 、《 晚祷》 、《 圣经研究》 等节目，并专门办有有儿童妇女节目。这座电台由“福音广播社”主办，并得到外国宗教势力的支持，同时与******反动派的关系也很密切。该台主持人公开宣称：“本电台素以提倡基督教之信仰与实行为职志，与蒋委员长（即蒋介石）之主张如出一辙。”同时还声称要针对唯物论、自然科学来讲圣经，其反动腐朽性由此可见。

第三类：商业性广播电台。这类电台数量多，分布也较广，除半数以上集中在上海外，其余天津、北平、杭州、无锡、苏州、芜湖、宁波、绍兴、嘉兴等工商业发达的大中城市均有。发射功率一般为50 瓦至500 瓦，也有小至7 . 5 瓦的。

在上海，除前述新新公司广播电台外，在抗战爆发前陆续开办的商业性广播电台有亚美、大中华、天灵、东方、国华、鹤鸣、中西、华东、华美、明远、元昌、华泰、建华、亚东、友联、华兴、东陆、富星、利利、华侨、麟记、大陆和航业等广播电台。其中亚美广播电台（初办时称上海广播电台），为亚美公司所办，于1929 年12 月开始播音。其时正值开洛公司广播电台停办，新新公司广播电台暂时中断，所以该台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亚美台发射功率起初为50 瓦，后增至100 瓦。该台的恃点是注重无线电常识的普及宣传，借以扩大影响，促进公司无线电器材的经营。该台还将广播中的《无线电问答》 节目广播搞汇集成册，发行《 无线电问答汇刊》 。除亚美台等少数商业台的节目偏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播外，大多数商业台依靠广告收入维待。所播出的戏曲、音乐、弹词等娱乐节目多属低级庸俗荒诞不堪，与20 年代末30 年代初泛滥一时的黄色音乐，社会影响极坏。茅盾主编的《 中国的一日》 书末附录1936 年5 月21 日上海民营台播出的歌曲、戏曲节目，颇能揭露当时娱乐广播的一般情形。该书记载这一天播出的歌曲节目有：《爱往何处寻》 、《 爱如花月》 、《 粉红色的梦》 、《 双料情人》 、《 爱情是什么》 、《 小野猫》 、《 定情歌》 等；戏曲节目有：《 火烧红莲寺》 、《劈三棺》 、《 济公传》 、《 英雄难过美人关》 等。商业台对社会生活所起的恶劣作用，当时就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抨击。例如有的报纸指出：“广播电台的使命，在于用迅速的方法，来传递重要的新闻。可是中国的广播电台已商业化了。它以宣扬货物为主要任务，而把原来的使命― 传递重要新闻― 成为附属品了，各电台为了替各商号作广告，不得不利用娱乐节目来吸引听众。所以他们所广播的节目，都是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的污秽俚俗的滩黄、滑稚、宜卷之类的节目。这种靡靡之音，对于市民的思想行动，都有妨碍"

随着各种类型民营台的大童出现，1934 年11 月，上海成立了上海市民营无线电播音业同业公会。凡是中国人经营的民办广播电台并经交通部发给执照或登记注册过者，均为该会会员。对于30 年代中期上海民营台广播中的形形色色节目的腐朽没落的本质，伟大的革命战士鲁迅在他的杂文《 偶感》 、《 知了世界》 、《儒术》 、《 奇怪》 （均发表于1934 年）等篇中曾经有过入木三分的批判。在《 知了世界》 一文中，鲁迅通过在炎热的夏季，富人收听广播消闲享乐，穷人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强烈对比，揭示出旧中国广播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本质。鲁迅写道：“天气热得要命，窗门都打开了，装着无线电播音机的人家，便把音波放到街头‘与民同乐’。唯唯唉唉，唱呀唱呀。外国我不知道，中国的播音竟是从早到夜，都有戏唱的。它一会儿尖，一会儿沙，只要你愿意，简直能够使你耳根没有一刻清静。同时开了风扇，吃着冰淇淋，不但和‘水位大涨，‘旱象已成’之处毫不相干，就是和窗外流着油汗，整天在挣扎过活的人们的地方，也完全是两个世界。”在《 奇怪》 中，鲁迅指出，广播中有和尚念经。这种事是天才也想不到的。鲁迅联想到在旧中国出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现象（诸如用火药制爆竹、用罗盘看风水、用鸦片当饭吃······ ），十分感慨地说：“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他的结论是：“此林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无线电广播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技术传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正是“落在黑色染缸”，变成了剥削阶级手中的“济私助焰之具”，用来消闲享乐、宣扬封建迷信，传播肉麻文学，维护反动腐朽的社会制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广播自然也不例外。只有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广播才会成为高尚的文化教育工具。

除了上述官办民营广播电台以外，抗战前在上海还有几座外国人办的广播电台。据1932 年10 月统计，这类广播电台共有6座。

国民党政府的有关广播法规，多次明文规定绝对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广播电台。但由于这类广播电台几乎都办在租界地区，它们依仗帝国主义的势力，对******政府的规定置若盲闻．加以******当局对于收回广播主权并没有多少有效措施，所以进展缓慢。1935 年3 月，设在上海的交通部国际电信局收购了路透社和美灵登广告公司合办的美灵登广播电台，利用其设备建立了交通部上海广播电台，成为上海市第一座官办广播电台．在北平，1935 年4 月，交通部将英商增茂广播电台, “收归部办”，建立交通部北平广播无线电台分台。到抗战爆发前夕，上海仍有华美、其美、奇开和法国等4座外商办的广播电台。